何新宇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进行长征是中国革命战争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战略转折。可是在关于长征落脚点问题的各种史料和很多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指战员们的回忆中，很多方面都提到“中央红军长征到哈达铺以后，从缴获敌人的报纸上得知陕北有刘志丹、徐海东率领的红军和根据地的消息后，党中央作出了到陕北的重大决策。”及“一张报纸定去向”的说法，难道说党中央以前不知道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只是到哈达铺才得知的？对此，笔者也从有关红军的大量史料中，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对红军的长征落脚点的有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最初的战略行动
1933年秋，中央革命根据地在运用了正确的战略战术，连续四次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后，又要面对蒋介石纠集的100万军队的第五次“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当时掌握临时中央大权的博古却让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担任军事总指挥。这个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根本不了解，也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的外来人，再加上“左”倾路线的领导者，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并且放弃以前反“围剿”斗争胜利的经验。李德却又独断专行，教条地以阵地对阵地，堡垒对堡垒的机械的所谓正规战打法，同几十万装备精良，配属有德国新式大炮和法国新式迫击炮，再加上300多架飞机的敌军拚消耗。红军的兵力只有10来万人，武器装备远不如敌人，更没有飞机大炮。红军指战员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浴血奋战，依然阻挡不了敌人的进攻，且伤亡严重，陷入了极端被动的境地。而且教条主义者的刚愎自用，完全拒绝接受毛泽东、彭德怀和刘伯承等人的正确的军事建议，终于把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推向最后失败的困境。
面对敌人重兵的大举进攻，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中央和红军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长征”是后来才有的名词。红军开始踏上征途时，并不知道转移到什么地方，行军之路将有多长。虽然对外公开的说是“北上抗日”，可红军出发行军并不是从根据地北边走的，而是从根据地的西南方向沿湘桂边界的五岭山脉进军。
当时任党中央书记的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他们在敌人进攻面前是进攻中的昌险主义又跳到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在转移时又跳到在退却中表现出惊慌失措的逃跑主义。组织这次战略转移，事先没有经过中央会议集体研究，只是由博古、李德等极少数人秘密商定后就下令的。许多中央领导人和兵团级的领导人事前都不知道。只在接到要立即动身实行战略转移，但都不知道中央确定转移的目的、目标和部署等。事实上，这次战略行动的“左”倾领导人，思想上也没有明确的行动方向和目标，对转移的目的、任务、到什么地方并未作出明确的决定。只是先转移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后再作计议，别的什么都顾不上了。
遵义会议后的战略行动
遵义会议是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长征中召开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它不仅纠正了党的错误路线，而且从组织上改变了党的错误领导，从此，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的发展道路。
在遵义会议上还根据当时的形势，讨论了红军今后的行动方向。大家认为，贵州山多，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居多，党在这里工作基础不够，要建立根据地困难很大。会上，刘伯承和聂荣臻建议，中央红军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宽阔的地域去建立根据地。他们的建议也得到朱德总司令的赞同。四川的条件比贵州要好得多。首先，是四川人口稠密，经济上比黔北好，很有发展余地；再是有红四方面军和川陕革命根据地接应；三是四川地域更宽阔与外界交通相对不便，虽有当地的封建军阀的占领，但还没有蒋介石的国民党军的调入。会议上采纳了这个建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的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撤出了遵义城向四川进军，先渡过赤水河。这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分析了形势，认为红军还有16个团3万多人，处在乌江与长江之间，回旋余地有限，而且没有后方根据地的依托，面临着蒋介石150多个团几十万重兵的重围，形势相当严重。根据红四方面军提供的情报，四川境内各封建军阀之间矛盾尖锐，而且相互攻击。红四方面军已在川北建立了大块根据地，中央红军入川后，可以得到四方面军的配合，还可利用军阀矛盾，求得更大的发展。
就在中央红军渡过赤水河向长江进军时，从情报中得知川军刘湘部的36个团，已在长江南岸的赤水、古蔺、叙永一带严密封锁了长江，还在川南各县的要隘，赶筑了碉堡和工事，还纠集了民团及地方武装，倾其全力阻拦红军北渡。此时红军如按原计划北渡长江已不可能，根据敌情新的变化，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当机立断，毅然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立即改向川、滇边的扎西（今威信）地区集中，然后在川、滇边境进行机动作战，争取创造新的根据地。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应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了不少胜仗，又有效地调动了敌人。1935年5月12日，在四川、云南交通要道的会理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的胜利，提出了中央红军继续北进，实现同红四方面军的会合，到四川西北创建新苏区。当时党中央也是只知道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北一带活动，具体活动的准确区域在什么地方，党中央还是不太清楚。而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的联系，也是时断时续。这时党中央提出的战略转移到什么地点，也是没有明确的地点，只是大方向是在川北和陕、甘以南的广大区域。
党中央在长征前就得到了陕北的汇报
党中央并不是长征到甘肃哈达铺以后才知道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的。其实早在1932年4月20日，党中央就作出过《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在决议中特别要求陕西省委“首先应从现在的游击队中选拔中坚的有力的队伍，编为经常的正式红军。”也就是从游击队集中为有正式编制的主力部队，党中央还命名陕甘红军的番号为第二十六军。在决议中还“责成陕西省委以自己的常委中选派一人去担任第二十六军政委”。当时，党中央又根据我国北方各省的情况，于6月下旬，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由北方各省委代表参加的联系会议，讨论建立北方苏区的问题。在讨论研究陕西工作时，还特别重申了1932年4月20日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确定立即将陕甘游击队各支队合编和组建红二十六军的工作。8月下旬，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会议，贯彻党中央北方会议精神，讨论研究了陕西省委的工作。1932年12月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并建立了以照金为中心的根据地。之后又继续发展于1933年3月又在陕北建立了以安定为中心的第一路游击区；在陕甘建立了以南梁为中心的第二路游击区和在关中以照金为中心的第三路游击区。还在各根据地内和三个游击根据地都成立了游击队总指挥部。由于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决议，统一指挥各游击队的行动，陕北的红军和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
陕北根据地从1933年5月至1934年春，先后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一至第六大队，根据地已扩大到神木、府谷、佳县、清涧、绥德、安定等地的广大农村。1933年底，陕西省委派省委秘书长贾拓夫去江西瑞金出席1934年1月21日召开的“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贾拓夫代表陕西省委到江西瑞金以后，向党中央详细汇报了陕甘边、陕北、陕南等地红军游击队和革命根据地在刘志丹、谢子长等人的领导下迅速发展的情况，以及原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叛变后，陕西共产党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又组建省委，继续开展斗争的情况。会后，贾拓夫留在中央苏区，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的部分工作，以后又随同红军长征。直到哈达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获悉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的消息后，才又专门找到贾拓夫听取了工作汇报。可以确切地说，还在红军长征前，党中央就知道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但当时“左”倾机会主义者把持着中央领导权，根本就没有重视贾拓夫的汇报，再加上当时各根据地互相联系很困难，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情况难被党中央所了解。因此，后来党中央在俄界紧急会议上，讨论决定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时，还没有将陕北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由于消息的不灵通造成的。
在俄界会议上确定的行动
俄界是川北的藏族地区，是中央红军长征到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召开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的地方。因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先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两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方针。但是北上的方针遭到张国焘的破坏后，党中央召开的俄界会议，点名批评、揭发、批判了张国焘分裂红军，退却逃跑和军阀主义等反党错误，还着重讨论了北上红军目前的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在俄界会议报告中指出：“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继续向北的基本方针，《补充决定》上说的向黄河以东。但这个方针应该有些不同，目前应该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示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我们完全拒绝求人是不对的，我们是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中央要到能够指挥全国革命的地区去。”张闻天在发言中也指出：“我们目前战略方针是改变了，因为红一、四方面军分开，我们力量是削弱了，所以我们的战略方针不能不改变，在陕甘创建根据地，建立全国革命中心，在目前是较少可能，所以目前战略方针是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更大规模地来进行国内战争。”当时确定的战略方针是靠近苏联并求得国际援助。
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何凯丰、刘少奇、邓发。列席会议的有红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红三军团的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青。还有李维汉、叶剑英、蔡树藩、杨尚昆、林伯渠、李德等。周恩来因病未能到会。与会同志进行了认真讨论，大家一致同意中央采取的措施和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彭德怀根据形势和战略方针的改变，建议改变军队的编制：“团不设营，每团四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每连三个步兵排，一个轻机枪排，团以上不设师，直属军，军改为纵队，上层机关尽量缩小，政治部不要超过60人，司令部缩小到130人。”会议采纳了彭德怀的建议，决定将北上的中央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并相应做出如下组织决定：
（一）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兼一纵队司令），叶剑英任参谋长、张云逸任副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副主任，杨至诚任后方勤务部部长、罗瑞卿任政治保卫局局长。（二）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和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三）成立编制委员会，以李德为主任，叶剑英、邓发、李维汉、蔡树藩为委员，负责部队的编制工作。由于形势紧迫，俄界会议只开了一天，部队改编工作还没有时间进行。9月13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即率红一、三军团离开俄界继续北上。
哈达铺会议提出的战略方针
俄界会议后，党中央率领红军迅速北上挺进甘南地区，于9月17日突破天险腊子口，歼灭守敌鲁大昌部两个营，接着翻越岷山占领哈达铺。这里是岷县南部一个较为繁华的集镇，物产丰富，文化也较为发达，人口稠密，为回、汉杂居区。由于红军规定了严明的纪律和民族政策，博得了当地群众好感。回汉群众热烈欢迎红军。党中央也利用在哈达铺休息的短暂时间，对红军集中进行了整编，正式宣布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红军到达哈达铺，下一步去哪里？毛泽东也还没有一个具体目标，只是向北的大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曾作了最坏的打算，经陕甘到内蒙古边界去，求得苏联的支援。在此期间，红一军直属侦察连从一个小邮政所和一个国民党少校副官那里缴获了一些报纸。在山西的《晋阳日报》上刊载了山西军阀阎锡山部“围剿”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在《大公报》上载“全陕北有三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威势。”现在突然获悉陕北有刘志丹的领导队伍和一大块根据地，对毛泽东来说真是天大的喜讯。中央负责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研究了报纸提供的消息，又立刻找来贾拓夫听取了详细的汇报，比较具体知道了陕北苏区现状，当机立断，决定到陕北去，建立新的、更大的苏区。
1935年9月22日，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宣布了党中央关于挺进陕北的行动方针和改编红一方面军的决定，对外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陕甘支队。在哈达铺是贯彻俄界会议精神“到陕北去”，但并不等于就此确定“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当然，敌人的报纸提供的陕北情况，对中央做出把落脚点放在陕北的决定是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说中央在哈达铺就已经正式做出了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决策。这点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党中央在哈达铺并没有召开过研究红军落脚点的会议，因此，在哈达铺还不是最后确定的目标。
榜罗镇会议确定陕北作为落脚点的决策
红军在哈达铺完成整编后，陕甘支队迅速出发，于9月27日到达甘肃南部通渭县南的榜罗镇。在一所小学里又获得了许多报纸，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和周恩来等人第一次从报上得知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以及其后日益恶化的华北形势，同时也得到了红二十五军与陕北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的具体情况。当晚，中央领导们在研究了形势后，在周恩来的住处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和战略方针。分析了报上提供的材料后，正式决定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方针，迅速赶往陕北苏区，把党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正确决策，并正式宣布以陕北苏区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
9月28日清晨5时，在榜罗镇一个空旷的打麦场地上，召开了整个陕甘支队一千多名连以上军政干部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林彪等出席会议，并讲了话。毛泽东在讲话中首先指出了日本侵略我国北方的严重性，阐述了红军北上抗日的伟大意义，接着介绍了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的状况。分析了陕北可以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提出了要避免同国民党军队作战，迅速到陕北苏区的行动方针。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副司令员林彪也讲了话。他们在讲话中阐述了北上抗日的意义，要求各部队作好进入陕北苏区的准备。因此，榜罗镇连以上军政干部会议，是哈达铺团以上干部会议的继续和深入，是为实现党中央关于到陕北去的战略方针的再动员。党中央在榜罗镇召开的会议，虽然未见到留下的文字材料，但从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与陕北红军会师以后，党中央于10月22日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追述榜罗镇会议时说：“俄界会议与张国焘决裂，那时的口号是打到陕北去，以游击战争与苏联发生联系。榜罗镇会议（由政治局常委同志参加）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与红军，所以改变决定，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在俄界会议上想在会合后，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那时，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观念是没有的，现在我们应批准榜罗镇会议的改变，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党中央是随着革命形势变化而做出正确的选择。长征的落脚点的选定，关系到红军长征的成功和失败，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命运和前途。所以党中央对落脚点的选择，是慎之又慎的。特别是在长征到达甘肃之后，党中央把陕北选定为最后的落脚点，是经过充分酝酿、反复讨论、认真分析各种情况后，审慎抉择的结果。
（作者为宁夏博物馆研究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