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19兵团65军194师解放宁北重镇石嘴山，又相继解放宁北各县。在中共宁夏省委和宁夏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平（罗）、惠（农）、陶（乐）县委、县人民政府建政安民，积极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恢复生产，使在国民党、马鸿逵反动统治下变得千疮百孔的宁北大地，出现了生机！但是，国民党反动政权虽然被推翻了，它们赖以维持这个政权的反动军队也已消灭了，其残余势力——土匪、国民党特务、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地富分子、马鸿逵部队的逃兵、反动会道门、哥老会、一贯道等破坏分子，却并未根除，他们都隐蔽起来，伺机而动，试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复辟被人民群众推翻了的反动制度。1950年3月5日，被人民政权收编的原国民党平惠保安司令郭永胜，在惠农县黄渠桥率40余人叛变，上山为匪！那些暗中窥测时机的散匪、暗匪、国民党特务、保甲长、地富反革命分子等，以为时机已到，都活跃起来，与上山为匪的郭永胜等土匪遥相呼应，在宁北各县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危害。不彻底肃清和铲除匪害，就无法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发展生产。
在中共宁夏省委、宁夏省人民政府、宁夏省军区的领导下，从1949年12月至1951年12月，宁北各县开展了大规模的清剿匪特的斗争，并取得了彻底胜利！为宁北各县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惯匪历史及其罪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宁北地区土匪活动十分猖獗，沿贺兰山边及石嘴山宝丰附近各地是土匪活动的主要地区，不到日落西山，就路断人稀了。沿山活动的土匪，既有盘踞在贺兰山中的武装股匪，也有隐蔽在人民群众中的暗匪。盘踞在贺兰山中的武装股匪下山活动多则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少则几人或十几人，他们的活动多以夜间为主，有时光天化日之下也下山抢劫。暗藏的土匪都是夜间活动，或翻墙入宅抢夺民财，或互相勾结打劫杀人。人民群众提起匪害无不恨之入骨。
宁北地区的匪害有很长的历史，从民国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几十年中。，在宁北存在时间最长、危害最烈的是周墩子、郭永胜一股。除此之外，在宝丰、石嘴山、大武口、陶乐红崖子等地，先后有马英堂、游占祥、王瘸子、马文秀、刘同禄、马仲林等匪伙。
周墩子上山为匪，始于1930年。不久，郭永胜、张万祥也加入周墩子匪伙。由于郭永胜自幼在贺兰山放牧，地理情况熟悉，又在马鸿逵部队当过兵，枪法很好，深得周墩子信赖，周墩子自任正首领，委郭永胜为副首领。他们大量招收散兵游勇上山为匪，匪徒迅速发展为几十人。1932年，周墩子被当地官军在平罗枪决。周墩子死后，郭永胜便成为唯一的首领。此后，郭永胜又先后兼并了马勒勒和童新两股土匪，贺兰山北部地区就成了郭永胜的“天下”了。
这时候，郭永胜这股匪徒人多势大，装备较好，运输有骡马，外出抢劫也骑马而去，有时公然率众下山，驻扎于沿山寺庙和一些村庄，强令群众和有钱人家向其送粮送款或其他财物，若不照办就抢，还要惨遭杀害，群众恨之入骨，但又毫无办法。当时国民党宁夏省主席马鸿逵、马鸿宾先后派兵围剿，均未成功。1935年夏，马鸿适采取收编的办法，任命郭永胜为平罗保安队队长，郭永胜率一百余人下山接受收编。少数不愿意接受收编者，则返乡为民，有的继续暗中为匪。这一部分人，成为以后零星散匪继续作恶的祸根。
马鸿逵收编郭永胜匪伙以后，采取“以匪治匪”的方针，对于以后在贺兰山中和平惠地区四处活动的散匪、股匪，除了动用军队清剿外，主要由郭永胜任队长的平罗县保安队负责清剿。从1935年到1945年这十年间，虽然郭永胜等按照马鸿逵及其国民党宁夏省政府的旨意对活动在宁北各地的散匪、股匪进行清剿，甚至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杀死捉来的土匪，但匪患始终没有根除！而且新匪不断产生，旧匪日趋活跃。到解放前夕，以贺兰山为中心的宁北地区成为宁夏土匪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
1949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兰州。兰州战役后，中国人民解放军19兵团奉命向宁夏进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大声威震慑下，宁北地区的零星散匪都隐藏起来，小股土匪则时隐时现，窜到群众中为非作歹。为了减少人民损失，中共宁夏工委对郭永胜采取了积极争取的方针。1949年7月8日，中共宁夏工委三段地负责人王茜（又名王振纲），给当时在宁北颇有名望的李冲和先生去信，请他劝郭永胜起义，投向人民方面来。同日，王茜又给郭永胜亲自写了策反信。
接王茜信后，郭永胜并未以民族大义为重，率部起义，而是继续等待观望。李冲和、叶松龄接王茜信后，也曾托人面见郭永胜，劝其起义。1949年9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19兵团64军解放宁夏首府银川，平罗县民主人士冒良辰前往银川迎接解放军。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派64军某团团长罗保顺率部前往平罗，郭永胜以平惠保安司令的身份，率部向罗部投降！罗保顺令其原地待命，等候改编。9月26日以后，19兵团65军194师进驻宁北各县，将郭永胜所部改编为惠农县保安队，郭永胜任队长，驻黄渠桥，归65军194师582团代管。中国人民解放军并派出政工干部在保安队任职，改造这支队伍。
但是，惯匪出身的郭永胜及其部属匪性难改，从思想上到行动上都拒绝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造。1950年3月5日投降不到半年的郭永胜借外出生产为名，将其45名亲信拉出，与股匪张怀中、谢占奎会合，上山为匪。
郭永胜率部叛变后，网罗匪特组成所谓“贺兰山剿共总部”，自封为司令。下辖四个队，一队队长王梦元，活动在五全口一带；二队是郭匪骨干力量，队长刘同路，郭永胜亲自指挥，活动在北岔口、简泉子北山一带；三队队长谢占奎，游击于潮湖沟、归得沟地区；四队队长马文贺，活动于平罗南北长渠地区。郭匪还勾结同心、海原地区的马绍武、张海录股匪，形成南北策应之势。
郭永胜率部上山为匪以后，疯狂作恶，杀气腾腾，并扬言要与我军较量。仅在郭永胜率部叛变之初，就多次向我军袭击，他们除了把袭击的目标对准部队外，对群众也是到处烧杀抢劫，无恶不作。－些群众弃家外逃，区、乡政权也受到严重威胁。
除了跟随郭永胜上山为匪的匪徒给社会造成极大危害外，那些隐蔽的、暗藏的土匪、地富分子、地痞流氓、马鸿逵部队溃散回家的逃兵、哥老会、反动会道门成员以及其他破坏分子，认为时机成熟了，也都活跃起来。这些暗匪与上山为匪的郭永胜等不同之点在于：他们隐蔽在人民群众之中，人员构成相当复杂，主要是：
（一）潜藏的旧匪。这些人解放前就是土匪，解放后，这些人不思改悔，不很好地参加生产劳动，但在人民政权和军队的威慑下，不敢轻举妄动，郭永胜上山为匪后，他们又匪性萌发，蠢蠢欲动。比如惯匪马文秀，解放前就是土匪，骑马携枪，率领匪伙四处流窜抢劫，在解放军解放惠农县城宝丰镇的前一天，还带人骑马持枪窜到宝丰，声言要抢粮仓，居民家家闭户，商贾人人自危，由于解放军及时赶到，收缴了他们的武器，宝丰镇才免遭洗劫。郭永胜上山为匪以后，马文秀等人又活跃起来，伙同匪首马仲林、匪徒金玉关、杨永清、马永华、于占标等窜至河东，抢劫陶乐红崖子税务所，抢得长短枪各一支，人民币百余万元，然后又窜至拉僧庙、石嘴山继续为非作歹。
（二）新匪。这些人主要是解放前在马鸿逵部队当兵，有的是从马鸿逵部队退役，有的是解放前夕马鸿逵部队溃散时的散兵游勇，他们私藏枪支弹药。人民政权建立后，他们不很好地接受改造和参加生产劳动，郭永胜一叛变，他们也携枪而起。如匪首李宗谦、马维林、李宗祥、哈永录等，他们有的干脆上山加入郭永胜匪伙，有的为郭永胜动员新匪，组织粮草，筹集枪支弹药，有的在群众中造谣惑众，其危害之大，不可低估。
（三）敌特人员以及其他破坏分子。如马文礼，解放前任国民党政府乡事务主任、国民党区党部书记。吴忠孝、马文元、杨永清、王登甲、李生祥、王梦元等，解放前都是当过保长、保干事，有的既干伪职、又是哥老会成员，如吴忠孝、朱贵银等。这些人解放前一直替国民党政府服务，横行乡里，欺压人民，而且勾结山上的土匪，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监督下，他们不敢胡作非为，但梦想有朝一日变天。郭永胜叛变后，他们又与郭永胜及其叛匪勾结在一起，大搞破坏活动。
随郭永胜上山的土匪和暗藏的土匪山上山下呼应，明里暗里勾结，作恶多端，欠下了累累血债。他们犯罪的特点是：
（一）口号反动，气焰嚣张。郭永胜率部叛变后，公然以“西北反苏讨共救国宁夏军区司令”自居，声言要与解放军“血战到底”，撕下投降后表示要认真接受改造的伪装，暴露出与人民为敌的真面目。那些隐藏的散匪也趁机大造谣言，说什么国民党的军队，“不久就要收复银川、平罗，甘肃的回回已经造反了，同心有两万土匪，马鸿逵不久复坐宁夏！”在人民政府开展抗美援朝宣传工作中，他们破坏说：“土耳其是个回教国家，已经参战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打起来了！”以此来蛊惑人心，他们还破坏人民政府的征粮工作，威胁群众说：“你们先不用交粮，我们有办法。”在匪特的干挠、破坏、恫吓下，好多群众顾虑重重，有些群众甚至不敢向人民政府和部队反映情况，不敢接近政府，担心被土匪发现惨遭不幸！
从他们所喊的口号看，显然已经不是一般的打家劫舍、唯利是图的土匪了，而是一伙政治土匪。从他们破坏和攻击的目标看，更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们一开始就把攻击和破坏的目标对准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人民解放军和公安干警、乡、区干部。1950年农历2月26日，郭永胜和王梦元（郭匪第二队队长，解放前加入哥老会，当保长）率领数十名匪徒在后石嘴山与剿匪部队遭遇，他们不是与人民解放军一触即溃，而是负隅顽抗，打死战士5名，干部一名，劫去长枪4支，短枪一支。这伙股匪又于同年5月在套苏沟与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遭遇，又是拼死抵抗。更为嚣张的是，1950年农历2月29日夜，郭永胜指使匪首马维元、任子祥、刘国录、王梦元等同反动地富刘事才等相勾结，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袭击582团驻地黄渠桥。众匪徒用白布缠在右臂做标记，分四路袭击黄渠桥。第一路由王梦元和任子祥率领，从黄渠桥西街攻打；第二路由刘同禄率领，从黄渠桥东街攻打；第三路由马维元率领，从黄渠桥大寺子攻打；第四路由丁福山、唐金子率领，从元渠攻打。遭582团顽强打击后、他们化整为零，逃窜而去。 1950年农历3月8日夜，王梦元、马维元、马明德等和反动地富马英德、丁万富、马彦林、马彦章等共同预谋，将乡长马彦清绑拉至黄渠拜上，扔下渠里溺死。1950年农历3月16日，王梦元、马维元、张七、吴忠孝等率领匪徒与反革命分子买文元等阴谋去惠农县监狱，企图劫狱，扩大匪势，后因张七所带部分匪徒未到而未能得逞。
（二）作案手段残忍、狠毒。郭永胜率部叛变后，穷凶极恶，他们与暗藏的匪徒相配合，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作案手段之残忍、狠毒，令人发指。1950年3月中旬，郭永胜、王文章等率60余名土匪抢劫贺兰山大武口瓷厂，将厂长刘义忠、李振奎活活勒死，抢去很多财物。1950年5月中旬，土匪于占标伙同匪首马仲林、马浪子在黄河以东苦水沟将拉着毛驴驮有货物的蒙古族商人抢劫，男的被他们当场杀害，女的被他们轮奸后用绳子勒死，然后扔进黄河。这伙匪徒对蒙古商人抢劫后，于同年6月18、19两天又抢了红崖子税卡，甚至强令群众给他们送粮草，群众稍有抵触即遭杀身之祸。抢红崖子税卡没几天，他们又在二道坎抢劫了吴忠商人毛筏子，将抢来的财物分了后，又把毛筏子扔进黄河淹死。农历1949年冬，惯匪丁福才、丁福山、马金玉等在平罗渠口抢劫散兵游勇的枪支弹药装备自己，不久抢劫了县城附近一位姓何的农民，用棉花沾油吊烧户主。1950年农历3月，这伙匪徒抢劫惠农县沈皮匠、吕保善家，对户主也是吊烧烤打。同月，他们又抢劫平罗县红岗堡一家农民，用火烧死七口人。
他们为了抢劫财物可以铤而走险，贪财害命，对于一些无辜人，包括一些部队干部战士、乡村干部，凡是在有作案条件的情况下，他们也是非杀即打。1950年农历3月，土匪刘清、王文章等在简泉子村绑去剿匪部队的干部一名、战士两名，走到山上后，从山半腰推下摔死。
（三）山上的股匪与山下的散匪、暗匪联系密切。惯匪出身的郭永胜在宁北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地痞、土匪、兵痞、保甲长和旧治安人员、哥老会中，有着一定的号召力。郭永胜叛变上山后，散匪、暗匪都与之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有的散匪、暗匪主动为山上的土匪刺探部队和人民政府有关剿匪以及其它方面的情报，有的暗匪混进民兵队伍打探消息，还有的暗匪为山上的土匪暗地里准备粮草，支援山上的土匪，并将自己在解放前夕收缴的马鸿逵部队散兵游勇的枪支弹药悄悄送给山上的土匪，有一些地富暗地组织人上山为匪，为郭永胜匪部扩充人员。有的暗匪还亲自与郭匪建立联系，如反革命分子郝彦明，就在匪首马金宝的带领下上山见郭永胜，郭永胜对郝彦明说：“你在下面眼也宽，有事给我通信。”郭永胜及众匪徒之所以在人民解放军的围剿下一次又一次漏网与散匪、暗匪及时地通风报信是分不开的。除此之外，山上的土匪下山食宿就在一些散匪、暗匪家里。他们从山上到山下形成了一个网络。
（四）土匪的活动有很大的机动性，经常流窜作案。由于郭永胜及其匪徒都是惯匪出身，对贺兰山内的情况比较熟悉，郭永胜率众叛变以后，他们以贺兰山为其巢穴，有时几十人、上百人地聚众行动，但更多的时候是化整为零，分头行动。绝大部分土匪都有马，纵横几十里，流窜作案。例如家住惠农具的土匪马仲林就率匪伙十余人骑马窜到内蒙三盛公、陶乐红崖子作案，并以此为据点经常在靠近内蒙古自治区的地段拦路抢劫。被郭永胜委以副司令的土匪谢占奎，经常率小股土匪在阿左旗、宗别立、塔尔岭、香池子一带作案，阿左旗工委书记曹动之等三人被害，就是谢占奎及叛匪孟巴图所为。1950年7月30日夜，谢占奎带60多名土匪袭击定远营。至于匪首郭永胜更是来无影，去无踪，朝在甲地，夜宿乙地，由于他对贺兰山及周围地区的地形熟，对小股土匪食宿的据点和散匪、暗匪的情况也比较了解，因此，他像个狡猾的狐狸，东窜西藏，给军队剿匪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
二、剿 匪
宁北各地解放以后，新生的人民政权和驻宁北各部队针对零星散匪和小股匪特的破坏活动比较频繁的情况，从1949年12月即开始部署并进行了剿匪工作。1950年3月5 日，郭永胜率部叛变以后，其他匪特的活动也更加猖狂起来，中共宁夏省委、宁夏省军区根据宁南、宁北土匪活动都十分猖獗的情况，立即召开会议，部署剿匪工作。会议上，省委书记潘自力同志强调，当前在宁夏剿灭股匪，已成了建设新宁夏的关键问题，一定要下大力清剿。同时指出：剿匪的根本方法是军事清剿、政治争取与充分发动群众相结合。宁夏是个回民聚居区，在剿匪过程中一定要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回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以揭露敌人的阴谋和语言，这是充分发动及瓦解匪徒的政治工作中心。65军政委兼宁夏军区司令员王道邦也作了重要指示。
根据宁夏省委、宁夏省军区的指示精神，宁北各县委、驻宁北各部队连续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剿匪工作。
宁北各地的军事部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65军193师负责永宁及以西地区，组织在贺兰山南部堵截清剿，卡住平吉堡、小口子、皇城台及其以西地区；194师负责惠农、平罗、石嘴山地区，组织在大武口、石炭井、宗别立一线，绝不准匪特北逃；195师负责贺兰山地区，组织加强领导，部署力量，在贺兰山中段大力清剿。此种部署以两头堵中间控，布下天罗地网，由三个步兵师组织8个步兵营及全部骑兵和侦察分队，下决心活捉在宁北影响最大、危害最烈、在匪特中最具有号召力的匪首郭永胜。
在部署军事清剿的同时，地方各级党委、各级人民政府也积极行动起来，配合部队进行剿匪工作。
（一）第一阶段的剿匪工作
驻宁北各部队按照军区的部署，雷厉风行，立即行动。1950年4月初，各部队都到达指定地点，开始进山剿匪。65军194师剿匪部队由师长赵文进同志亲自指挥，581团团长杨万华和参谋长张振川同志率领两个营并指挥580团一个营，在平罗、石嘴山地区，卡住贺兰山北段，不准匪特东窜北逃，并逐步向深山区压缩。193师部队从贺兰山南部向北压缩。195师583、584团配属两个骑兵连、一个侦察分队，在团长史秉廉、政治处主任刘长治率领下在贺兰山区中部展开清剿。
1950年4月初，剿匪部队在简泉子沟与一股匪徒相遇，除匪首谢占奎率少数匪徒逃脱外，打死几名匪徒，俘虏十几名，经过审问，了解到其他匪徒的活动范围及动向。
1950年4月初，匪首郭永胜率股匪一百余人，活动在贺兰山阿拉善左旗地区（解放初期该地区属宁夏管辖）。为了防止郭匪逃窜，宁夏省军区通知阿拉善左旗曹又参副司令员派部队占领南寺以南要道。
在此后的几个月内，宁北各部队除派小分队固定卡口占点外，主力部队逐块逐片地在山内清剿，有时几个部队协同蓖式密集搜山，有时协同封锁、多股多路进剿、捕捉战机，将贺兰山区严密地封锁起来。
在主力部队进山清剿土匪的同时，军队还抽调得力干部参加地方政权建设工作，与地方政府联合组织起剿匪建政委员会，拨出精干小分队归地方政府直接指挥，在维持地方秩序的同时，参加清剿工作。
虽然驻宁北各部队部署了相当多的兵力，制定了严密的清剿措施，但郭永胜及其惯匪凭借多年在贺兰山内流窜对地理环境相当熟悉的优势，仍在继续作案。1950年7月中旬，郭永胜率众匪徒在乌达至三关的贺兰山中流窜，到处抢粮枪财，用武力手段胁迫一些沿山群众加入匪伙。7月下旬，郭永胜、谢占奎纠集几百名匪徒在水磨沟、哈拉乌一带活动，谢占奎亲率几十名匪徒勾结蒙族叛匪益巴图，在山崖峡道处伏击从银川开会回远营的曹动之，曹动之及两名警卫员弹尽光荣牺牲。7月30日夜，谢占奎率60多名匪徒携带40多支步枪、一挺机枪，趁夜深人静之时，分三路袭击定远营市区，企图同定远营内的暗匪里应外合，抢占定远县。在阿拉善左旗保安队顽强抵抗下，土匪于次日黄昏时分退到贺兰山边藏匿起来。31日晨，旗工委和政府向宁夏省政府和军区电告匪情，要求派部队速来剿匪。同日下午5时，宁夏军区派65军195师一个营乘车到达左旗，与阿拉善左旗武工队配合从阿左旗、贺兰山区剿匪。
同月，郭匪一部在贺兰山拓泉沟与一剿匪小分队遭遇，被剿匪小分队打死数人，俘虏十几人。
在进行军事清剿的同时，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实施强有力的政治攻势，对匪特进行政治瓦解。还在郭永胜叛变之初，中共宁夏省委和宁夏省人民政府总结了历史上治匪的经验与教训，派在宁北有声望的民主人士李冲和等对匪首郭永胜劝降，没有成功。郭永胜率众匪窜至阿拉善左旗贺兰山区后，宁夏省人民政府主席潘自力给在阿左旗的宁夏省军区副司令员曹又参、阿左旗政府主席达理札雅去电，希望他们“尽一切力量争取他（即郭永胜）回来，人民政府仍可宽大处理。”曹又参、达理札雅接电后派人进山将劝降信转与郭永胜，但郭永胜执意为匪，拒绝接受人民政府的劝降。
当马仲林率匪伙从惠农县窜至陶乐县境内的红崖子作恶时，为了减少伤亡和人民财产的损失，陶乐县公安局利用原国民党陶乐县上层人士向土匪宣传党的政策。经过努力，1950年11月 5日，马仲林率14名匪徒投降，交出了一些枪支弹药。但是，随着剿匪工作的深入，一些问题也暴露了出来，直接影响着剿匪工作的进行。主要是：
l、对俘虏和争取回来的土匪处理太宽。通过军事清剿和政治争取，部队、各县都俘虏了一些土匪。对于这些土匪，一般都是通过办“俘训班”，进行十几天的教育后放其回家。这样做产生了很不好的后果：一是一部分土匪被俘后认为人民政府软弱可欺，不是从思想上深刻认识自己的罪行，而是敷衍人民政府的教育，一俟俘训班结束又二次上山为匪，或者暗地里为匪；二是有一些土匪假投降，从山上回家看看妻小，刺探些部队和政府的情报后，又溜上山当土匪；三是有些被俘的土匪释放回家后，虽然再没上山当土匪，但在人民群众中造谣生事，蛊惑人心。上述三种情况的出现，不仅给剿匪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而且人民群众意见很大。有的地方甚至有这种情况，给争取回来的土匪大吃大喝，并给许多东西安置其生产，群众抱怨说：“共产党真宽大，捉住土匪不杀，给好吃好喝，还给每人三丈布，还给粮，以后都当土匪吧！”有的群众说：“我们怎敢给你们通消息呢？是土匪又通匪者到处皆有，一说土匪就知道了，我们就活不成了。你们把土匪捉住又放回来，谁敢惹呢，你们太宽大了。这样你们十年也剿不完土匪。你们说首恶必办，没见办一个。如杨景武（平罗县匪首）还不是首恶吗？放回来的土匪还不是二次又当了土匪吗？”由此可见，对土匪处理太宽，群众是很不满意的。
针对上述情况，宁北各县和驻宁北各部队按照中共宁夏省委和宁夏省人民政府的指示精神，相继召开各种会议，总结经验，制定对策，严格执行“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剿匪政策。对俘虏的土匪采取如下严厉措施：1、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和政策教育，令其交待自己的罪行，交出隐藏的武器，然后根据其罪恶大小，该宣判的宣判，该镇压的镇压。2、对罪恶轻、经教育后有认罪和悔改表现的，经群众讨论同意后才释放。释放时还要做到四保：阿訇保，群众保，区乡干部保，家属保。如果是汉族土匪俘虏，则将阿訇改为亲戚朋友保。3、在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后，充分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土匪罪行，纠正一些干部和群众单纯依靠军队剿匪的错误观点，宣传党的政策，使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
这样一来，俘虏的土匪二次当土匪的少了，而且对我军剿匪工作有很大帮助，他们熟悉土匪内部暗语和活动规律，为部队剿匪工作提供了很多线索。
2、对匪首镇压不力，没有充分发挥人民民主专政的威慑力量。这个问题，还在刚开始剿匪时就暴露了出来，其主要原因是没有把匪首的罪恶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认识，总认为这些匪首原来也是农民，所作所为亦不过是强盗行径，没有把他们看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俘获后，进行了一般的教育后，就又放了。如一次剿匪部队捉到惯匪李成富，他本来罪行累累，应该杀头。但他表示要悔改，剿匪部队为教育多数，就释放了他，但他又上山当了土匪，群众抱怨说：“宽大无边，放虎归山！”后来为了挽回影响，剿匪部队下决心抓到了李成富，并依法处决！群众无不拍手称快。这样做的效果是，不仅狠狠地打击了土匪的嚣张气焰，而且对幻想二次上山当土匪的匪俘也是一个震慑！
3、部队和地方政府在剿匪工作上配合的不够协调。开始，部队进山剿匪后，有些地方干部总认为剿匪是部队的事，地方干部主要是建政安民和发展生产，这种状况给一些散匪、暗匪有了可乘之机。尤其是土匪袭击黄维桥581团教导队，我工作人员被杀，一些群众被抢后，个别区乡干部和群众又产生了恐敌思想，有些当地的区乡干部跑到县城不敢回来，其他一些干部亦有束手束脚的畏难情绪。
针对这种情况，宁北各县多次召开会议，统一全体党员、干部和骨干群众的思想，并且与剿匪部队取得密切合作，共同治匪。
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①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县区乡村都相继召开各种会议，动员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揭发土匪罪行，认清土匪危害，消除群众顾虑。使人民群众真正认识到，剿匪不仅是部队、政府的事情，也是全体人民群众的事情，只有全体人民都积极行动起来，才能从根本上根绝匪患。现在有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作坚强后盾和强有力的专政工具，有公安局，还有其他武装力量，彻底剿灭土匪是有把握的。经过广泛深入地发动与动员，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他们在各种会议上不仅能够大胆控诉地富反坏及土匪解放后的累累罪行，而且对其在解放前的罪行也予以了充分的揭露。有的群众主动向人民政府和剿匪部队报告土匪活动的线索，有的群众主动向人民政府检举揭发当土匪的亲友，更多的群众积极参加民兵、武工队，同时参与公安系统组织的各种剿匪活动。过去，匪徒利用欺骗、威胁手段使群众掩护他们，不向我军报告情况，增大我剿匪的困难。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以前，部队、政府从群众中很难得到情报。土匪又没有特殊标记，穿的衣服和群众一样，口音也一样，有时我军把匪徒围在一个村子里，土匪随便把枪藏在什么地方，你盘问他，他说是本村人。在匪徒利诱威胁下，群众也证明他是本村人，给剿匪带来很大的困难。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以后，这种情况就不存在了。这说明剿匪也要打人民战争。
②积极组织地方武装参与剿匪。在总结前一段剿匪工作的基础上，组织起了属于地方政府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剿匪伊始，县、区都没有武装力量，只有公安、人民武装委员会，某一地发现匪情，大的解决不了，小的匪徒不怕，同部队联系上后匪徒就跑了。针对这种情况，宁北各县、区根据中共宁夏省委和宁夏军区的指示精神，从部队中拨一小部分精干的部队配属地方，地方政府有了兵，腰杆也硬了。尔后，各县、区又建立了武工队，组织起了民兵。这样，不仅县、区有一定的兵力，乡、村也有民兵组织，而且在区乡工作的干部都配有武器。遇有小的匪情地方政府不须同部队联络就可以解决，遇有大的匪情亦可抵挡。
③充分发挥公安、人民武装委员会的作用。各县公安、人民武装委员会从剿匪一开始，就积极参与了此项工作。在总结经验后，公安系统的干警在侦察匪特动向、管训审问俘匪，人民武装委员会在组织民兵等方面，进一步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在总结第一阶段剿匪工作以后，驻宁北部队和宁北各县开始进行第二阶段的剿匪工作。
（二）第二阶段的剿匪工作
从1950年7月份，开始进行第二阶段的剿匪工作。剿匪部队除了进一步明确贺兰山地段的分片包干外，对部队所驻地区亦进行了包干。194师负责平罗、惠农，195师负责贺兰、永宁第七区，193师负责宁朔、永宁新城区、通贵区。中共宁夏省委要求全省各县要密切配合部队剿匪。根据省委指示精神，宁北各县委、人民政府把剿匪列为年内中心工作之 一，主要采取如下措施配合部队：
l、地方武装积极配合部队剿匪。剿匪部队进山进行蓖式搜山后，武工队、民兵封锁沿山路口要道，不使山上的匪徒流窜到山下，同时严密监视山下各村散匪、暗匪的活动，尤其是对山上的土匪流窜下山后经常落脚的散匪、暗匪家，实行重点监视。
区、乡武工队还有很强的机动性，经常在自己所管辖区域内巡逻执勤，散匪、暗匪和流窜土匪作案减少。
2、实行路证制，掐断山上匪徒同山下暗匪、散匪的联系，断绝山上匪徒粮草、枪支弹药来源。山下人民群众有事必须进山，如驮炭等，一定要持有区、乡人民政府发给的路证，经山口要道民兵、武工队检查方可进山，回来后再经检查方可下山，回家后将路证交回区、乡人民政府。对山上无证下山人员一律实行严格审查。路证制的实施，虽然给人民群众的生活、生产诸方面带来一些不便，但对剿匪工作却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山上的土匪已成瓮中之鳖，山下的散匪、暗匪则是群匪无首，对最终彻底消灭匪患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3、普遍展开群众性的剿匪斗争教育，组织群众组成情报组，给政府和部队送情报。
4、组织民兵与公安部门密切协作，定期清查户口，使流窜匪特无藏身之地。
5、积极组织粮草供应部队。剿匪部队所需粮草，部队走到哪，就地在群众家中打条取走，群众可凭条到区政府领钱。
6、组织宣传队，深入农村进行宣传，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剿匪政策。
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进山剿匪部队在总结过去剿匪经验的基础上，信心百倍地投入了剿匪斗争。郭永胜及其匪徒被围困在深山里，部队进入山区，在山高路陡、交通不便、给养困难、野餐路宿、雨淋雹打的情况下，忍受一切困难，有重点地对黄土梁、水磨沟、小松山等土匪潜藏的巢穴进行反复清剿。因匪徒长期盘踞该地区，情况熟，行动极其狡猾。加上地形复杂、高山磷峋、人烟稀少、洞穴较多，往往造成匪徒闻风而逃、而藏，使剿匪部队多次围剿扑空。有一次，剿匪部队在韭菜沟地区清剿半天，一个土匪也没抓到。过后才知道，“黑老虎”郭永胜就在此地山洞隐藏。由此可见土匪的狡猾。
1950年9月初，剿匪部队经过进一步研究决定，在发动山外群众的同时，进一步发动山内分散居聚群众；在兵力部署上，对重点地区保持对匪特清剿的绝对优势，在局部地区，变被动应付匪情为主动出击。
9月中旬，担任贺兰山中心搜索的195师584团，在团长史秉廉、主任刘长治的率领下，昼夜不停地在山区搜捕清剿，从审训俘虏中得知，山内气候渐寒，由于政府和部队切断了山内山外联系，山内土匪无衣缺食，靠打山羊度日，日子十分难熬。郭永胜带少数匪徒东奔西窜活动在大喜峰口一带。剿匪部队得此情报，从四面八方奔向大喜峰口一带。10月6日，195师584团对匪徒形成包围，经过数小时激战，一举端了土匪的老窝。俘虏30余名匪徒，郭永胜及他率领的7名亲信匪徒也被584团二连班长陈宝良所带五班活捉！同时俘获马鸿逵168师参谋处长、美蒋特务梁明（梁文祖），挖出了土匪埋藏的电台一部、一挺机枪和14支步枪，并从平罗县乔家寨子搜出蒋介石给郭永胜的“宁夏军区司令员”的委任状。郭永胜的捕获极大地震慑了其他匪徒，嚣张气焰一下子锐减了下去。首匪杨嘎瓦等19名匪徒迫于政治攻势，向平罗县五区政府投降，担任匪队长、副司令员的谢占奎于10月14目带7名匪徒向解放军投降，杀害曹动之的罪魁孟巴图于11月13日被阿左旗保安队捕获。
（三）剿匪的第三阶段
经过历时将近一年的剿匪战斗，宁北各部队不仅剿灭了土匪，而且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加强了军政军民团结，加深了宁北各族人民对军队的了解。这一点是十分难得的，因为宁北是和平解放的，过去人民群众对人民解放军不了解，通过剿匪，人民群众才真正把解放军当成自己的子弟兵。诚如194师581团参谋长张振川同志在回忆录中所写：“我宁夏军区部队在剿匪中，动用了四个师两个团八个营及全部骑兵、侦察分队，历尽艰苦，付出了血的代价，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成果：共毙俘敌匪徒1927人，缴各种枪894支（挺），活捉了宁夏各大股土匪头子郭永胜、马绍武、张海录、张绪绪、李成福等罪大恶极的匪首，为宁夏人民除了大害。”为此，各地政府和人民都召开了庆祝胜利大会，向剿匪部队赠旗献花，悼念烈士，慰问伤病员。中国人民解放军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对圆满完成剿匪任务的65军给予了通令嘉奖。
在部队完成了大规模的军事清剿任务后，中国人民解放军65军于1950年11月19日离开宁夏，参加抗美援朝。
匪首郭永胜虽然被擒，活动在贺兰山内的武装股匪也已经被消灭，但是，在平罗、惠农县境仍然有一些零星土匪逍遥法外，他们或隐匿潜藏、或逃往外地，继续择机作恶。宁北各县人民政府发扬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彻底、全面地清剿残匪，并依法惩办匪首。
这一阶段的工作，主要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来完成。各县、区均先后成立了“剿抚委员会”，各乡成立了“剿抚小组”，参加人员为区、乡主要领导及公安、民兵负责人，该组织直接在县、区领导下进行工作。同时，宁夏军区给各县派一个连兵力，配合各县公安局和各区政府肃清境内残匪。宁夏公安总队也派兵协助公安局追捕外逃土匪。到1951年底前，宁北各县公安局除分别派人前往陕西、内蒙、甘肃等地追捕外逃土匪外，继续用军事清剿和政治瓦解、充分发动人民群众、大打人民战争的方法，彻底肃清残匪。
对于俘虏、捕获、投降的土匪，人民政府按照宽大与镇压相结合和“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原则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民族政策，根据其罪行大小区别对待。对于那些胁迫上山、罪恶较小甚至没有什么罪恶的一般土匪，各县人民政府以县公安局为主，抽调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学委会”，组织这些土匪办集训班，根据土匪犯罪情节轻重或个人罪恶，分成小组，并选出组长。在组织这些人学习国家法律、法规及国内外时事后，这些土匪对自己的罪行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认识。一些匪属也积极帮助政府做这些土匪的改造工作。在党和政府宽大政策的感召下，这些土匪纷纷起来揭发其他土匪的罪行，对自己的罪行也能坦白交待。人民政府根据土匪的交待以及他们的认罪态度、罪行事实，一般都给予了宽大处理，让其改恶从善。惠农县光这样的学习班就办了两期，县委书记信宁还给这些土匪作过《怎样做好人》的专题报告。
与此相反，对于那些拒不交待自己罪行、顽抗到底和个别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惯匪、恶匪，杀害干部、战士、群众，在人民群众中作恶甚多者，人民政府绝不心慈手软。对于这些匪徒的镇压方式有两种：一是对影响大、当土匪历史长、作恶多的匪首，镇压时的声势也大。例如处决郭永胜就是一个例子。郭永胜不仅在宁北，而且在整个宁夏乃至内蒙、陕北一些地区都有一定影响，当土匪时间长，当匪首时间也长，杀人如麻，恶惯满盈，臭名昭著。宁夏省法院对其审理后，在银川东校场将其处决。二是对那些影响不是太大，但罪孽较深的土匪小头目，也在一定场合召开群众大会宣判后处以极刑。例如惠农县在处决顽匪毛金虎、吴有光、李少堂、王殿臣、马奎海、丁万福等匪犯时，就在县政府所在地宝丰召开了4千余人的群众大会，历述罪犯的累累罪恶后，绑赴刑场处决。在处理了“两头”（即对一部分土匪从轻处理，一部分从严镇压）以后，对于其他土匪也分别罪恶大小给予了判处徒刑处理。
至1951年底，延续几十年的匪患——这一使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而又使民国、国民党政府都无可奈何的人间灾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勇顽强的清剿下，在宁北各县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下，终于在宁北大地上根绝了！
三、剿匪工作中的经验与教训
剿匪工作是人民政权建立后面临的新工作、新任务，对于一向同国民党正规军作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来说，也是一项新工作、新任务。通过宁北历时近两年的剿匪工作，从部队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有一些应当总结和汲取的经验教训。主要经验是：
（一）坚持党的领导。剿匪斗争之所以取得最后的胜利，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了党的领导。从剿匪一开始，中共宁夏省委、宁夏军区党委就对宁夏全省的剿匪工作实行了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宁北各县委、人民政府、驻宁北各部队在省委、军区党委的领导下，多次召开各种会议研究部署，各县委还多次召开各区书记、乡村党员骨干会议，布置地方与部队密切协作，进行剿匪斗争。当时，宁北三县、惠农县委、县政府的干部是直接从部队上派到地方的，在剿匪期间这些干部的人事关系还在部队，隶属于部队管理。平罗、陶乐县委、县政府的干部虽然是由地方派遣去的，但与部队的关系也相当密切。这种状况为在剿匪斗争中保持部队与地方的一致性，为保证剿匪斗争的胜利完成，是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
剿匪斗争中，在宁北没有建立统一的组织和统一的指挥机构，部队的行动是受中国人民解放军65军及宁夏军区的指挥，地方的各种支前活动和剿匪工作是受中共宁夏省委和宁夏省政府的领导，在行动上之所以配合如此默契，主要是重大行动之前，都是由党政军的一些联席会议传达布置的。而且，在剿匪工作中，地方上自始至终是由县、区书记挂帅，部队由政委、教导员、指导员挂帅，这样，从上到下就形成了党的领导体系，从而确保了各项任务的完成。
（二）部队的大力清剿。宁北各县靠山临河（黄河），东接内蒙，北面是贺兰山，而且石嘴山自古就是交通要道和市口，这种地理环境给土匪的活动造成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土匪在宁北各县作恶后，朝东可以逃到内蒙境内，甚至在内蒙区域内作恶，解放前宁夏当局鞭长莫及，奈何不得他们；朝北可以逃进深山，解放前的宁夏当局也是望而兴叹，徒唤奈何！虽然解放前的宁夏当局也多次兴师动众地剿过匪，使尽了劝降、招安等招数，但宁北的匪患从来没有根治过，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官匪一家、社会混乱、人民生活贫困等多种复杂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以外，还有官兵畏惧土匪等原因。
宁北解放以后，宁北各县均建立起了人民政权，而且宁北各县均驻有人民解放军，这对长期逍遥法外、猖狂作恶的土匪是一个强大的威慑。开展剿匪工作以后，部队全体指战员发扬我人民解放军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和英勇顽强、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彻底剿灭了山内的土匪。因此，强大的军事清剿是彻底根治延续近百年的匪患的保证。
（三）充分发动人民群众。充分发动群众是我党我军的根本的工作方法。宁北各地的人民群众是匪患的直接受害者，虽然在剿匪工作之初宁北各县都出现了发动群众不够的情况。但是，从剿匪的第二阶段，宁北各县在总结前一阶段剿匪工作后，便开始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让人民群众积极地投入到剿匪斗争中去。群众一经发动起来，土匪就无处藏身，整个宁北大地就变成了埋葬土匪的汪洋大海。因此，完全可以说，历时两年的剿匪工作打的是人民战争。在总结经验的同时，也有一些教训应当汲取。这主要是：
（一）对郭永胜的改造缺乏得力措施和有效途径。郭永胜虽然是惯匪出身，但是在解放前夕，他的身份和职务是国民党平惠保安司令。也就是说，他这个时候不是土匪，而是受国民党宁夏省政府委任的，有一定职务的、合法的、国民党宁北地区的一个军官，家眷妻小均住在宁北。在宁北即将解放之际，在中共宁夏工委三段地负责人以及宁北有名望的民主人士李冲和、1927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叶松龄等人策动下，郭永胜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宁北时没有做不利于解放或危害人民群众的事，而是率部投降。这是顺应历史潮流之举。在人民解放军将其收编后，任命郭永胜为惠农保安司令，属部队和地方双重领导。人民解放军派政工人员在该部做政治工作，改造这支队伍。在改造这支队伍的过程中，如果注意下述两点，或许不致于导致郭永胜重新上山为匪。一是在对郭永胜及其部属进行改造时，政治工作缺乏力度，在做工作时把郭永胜及其部属同投降的国民党部队一样看待，事实上他们之间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相同的一面是：郭永胜及其部属同国民党部队穿一样的服装，受一样的教育，同属国民党政府领导；不同的一面是：郭永胜及其部属都是惯匪出身，国民党宁夏当局将其收编后，并没有也不可能对其进行正面改造，只不过是一种“以匪治匪”的策略而已，因此，郭永胜及其部属匪性几乎丝毫没有改变。在改造他们时，看轻了此项工作的难度，还是用传统的上政治课、忆苦思甜等方法，殊不知此种方法对于改造一般的国民党士兵是可以用的，用来改造土匪就显得软弱无力。部队中的干部战士、地方群众、包括一些地方干部，在语言上、感情上始终还是把他们看成是土匪，认为他们只不过是沾了“投降”的便宜，要不然早被解放军消灭了。总认为，现在解放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大军被我们消灭了，区区几十个土匪有什么了不起！一方面工作不力，一方面言语相激，从而促使郭永胜及其部属产生了不愿再受窝囊气、干脆重新回老窝的动机，并且借外出生产为名，上山为匪，公开与人民为敌！在剿匪时，宁北民主人士李冲和、阿左旗的杨宝山上山劝郭永胜投降时，都向郭永胜部属表示了对其改造不当的歉意。1950年7月8日，杨宝山在阿左旗与宁夏交界的大石沟见到郭永胜部下自称张队长和刘参谋的两个匪徒，说：“宁夏军区说，郭永胜此次出走，主要是受了地方干部不负责任的言语的刺激，因而引起了误会，省方对郭的处境非常谅解，希望郭永胜回来，绝不追究既往。”当然，郭永胜叛变上山为匪，根本原因是由他的反动本性决定的，但我们的政治工作如果强大有力、方法妥当，避免郭永胜叛变也是有可能的。二是收编郭永胜及其部属以后，在组织上未采取相应的防变措施。如果改编郭部后，不再保持其部队建制，将该部所有人员打乱，分散编到各部队，使其无法抱团。这样，郭永胜就是有再大的号召力，也无法将部队汇集起来。
（二）在处理俘匪时，缺乏法律依据。剿匪伊始，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国家的法律都还没有建立或建立的不全，对于捉回来的俘匪如何处理，没有一定的法律法规作依据。轻者教育一番放回家，重者判刑或杀头。但在处理时，往往是根据惯例或民愤、影响大小，法律依据不足。这就造成了如下弊端：一是放回的土匪二次为匪，增大了剿匪的难度；二是无法可依，无法定性。判的判了，杀的杀了，没判没杀放回家的如何处理，按什么性质对待，均无下文。
（三）在剿匪以前和剿匪的过程中，有少数干部思想麻痹，阶级阵线不清，敌我不分，还有的干部被敌拉拢，对土匪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政治上的警觉，这一方面增加了剿匪的难度，另一方面又腐蚀了干部队伍，这种情况虽然发生在少数村、乡、区干部身上，但影响很坏。
四、剿匪后宁北各县情况。截止1951年底，匪患得到彻底根治，剿匪中未来得及处理和遗留的一些问题，比如。对匪属的安置，被镇压、处决的匪首的财产的处理等，宁北各县人民政府均按照国家政策给予了妥善处理。如对反革命匪犯郭永胜的家产，经宁夏省人民政府批准，除留给其家属足以维持正常生活的一定的土地、房屋、生产资料外，其余财产一律没收，上交省财政厅。对其他匪首也都酌情作了处理。
从1952年以后，宁北各县再没有发现土匪活动，更无武装股匪活动。随着国家政治形势的进一步稳定和各项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具有纯朴民风的宁北大地在整个五十年代人民安居乐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社会治安、社会风气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匪患——这一旧社会的毒瘤，最终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宁北人民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此文连载于1993.1.2期《石嘴山党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