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化东(前中)、强亮功(前右二)与战友合影

1921年，强亮功出生于陕西榆林县城一个书香世家，祖父曾中过清末秀才，父亲也是个读书人，自幼受到家庭熏陶，从小就聪明好学。他于1945年9月参加革命，1946年经中共党员、新十一旅旅部一科科长郝耀和中共党员、新十一旅旅部通信队队长龙克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军

1938年，强亮功在榆林县初中毕业后，赴西安上高中。途中，遇连绵阴雨，冲断了道路，耽误了行程。到达西安中学时，学校已经开学好几个星期，校方和陕西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都表示无法安排迟到的几名学生上课。当时，西安事变虽已过去一年多，但西安抗日的烽火仍然熊熊燃烧，同行的其他几名同学四散离去，满怀报国之志的强亮功毅然决然的进入黄埔军校预科班学习。第二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十七期，在西安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学步兵。当时，日本改变了侵华策略，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将其主力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抗日的怒火迅速燃遍了祖国的城乡。校园也不再是净土一方，学生们的抗日激情日益高涨，但学校却在有意压制学生们的抗日活动。强亮功认真扎实地学习军校战术、射击等各门课程，希望有朝一日报效国家。

1942年，强亮功黄埔军校毕业后，分配到新编十一旅任储备参谋。由于看不惯国民党军队里上级军官随意体罚下级军官、下级军官随意体罚士兵的恶习，多次拒绝旅部安排到基层当连排长的任命。直至1945年7月，受到部队里共产党员的影响，加入了党在部队的外围组织 “西北民主运动促进会”。

起义

1944年4月，新编十一旅旅长病逝，在谁继任旅长职务问题上，所属一团和二团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一团副团长牛化东是地下共产党员，还有李树林营长也是共产党员；在13名连长中，有11人是地下党员。因而，一团基本上被我地下党组织所控制。而二团团长史钫城是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复兴社分子，副团长张鼎丞也是复兴社分子，均受胡宗南控制，这些人上蹿下跳，大造舆论，妄图夺取旅长职务，但斗争的结果是，一团团长曹又参当上代理旅长。

为了准备起义，新编十一旅旅部办了两期排以上军官训练班，王子庄任班主任，强亮功出任教官，名义上搞军训，实际上是对下级军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民主革命教育。此外，还成立了一个“西北民主运动促进会”，这是具有统战性质的群众性进步组织。强亮功于1945年7月参加了这一组织。当时，强亮功名义上是储备参谋，实际上做“西北民主运动促进会”的工作。主要任务是宣传民主、广泛团结进步人士，编印一些传播民主思想的宣传材料，晚上印刷，白天装订、分发，新编十一旅旅部及一团排以上官佐都被吸收进来，为后来新编十一旅的起义，做了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1945年10月，新编十一旅副旅长吴棻、二团团长史钫城派人到一团游说：“一团若不接受改编，二团便以长途野营为名进驻，并要以武力解决一团”听到此话的三连连长赵武臣（中共党员），立即向地下党组织汇报，地下党组织一面向三边地委汇报，一面深入各连队，揭穿改编阴谋。经三边地委报请中央军委同意，决定于10月25日提前起义。三边地委派葛申同志到安边参加起义领导工作，并派警三旅参谋长率八、九两个团和七团一个营，按时向安边进发，支援起义。

1945年10月24日晚，一团地下党组织根据上级党委的批示精神，制定了起义方案，研究了步骤、方法，成立了以牛化东为总指挥的起义指挥部。25日拂晓，起义开始，首先扣押了新编十一旅副旅长吴棻等人，击毙了拒捕的二团副团长张鼎丞，占据了全城的制高点和要害部门，起义取得了圆满成功。

新编十一旅起义后，奉中央军委命令，编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仍沿用新十一旅番号，任命曹又参为旅长、牛化东为副旅长。新十一旅的起义成功，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部队的第一次大规模起义（全旅参加起义的约2000多人）。

战斗

1947年，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新十一旅转移到吴旗（今吴起）。同年10月，强亮功到旅教导队任队长，开设政治班、步兵班、司号班等，训练班排长，教导队先后训练了8批500多名学员，直到1950年10月结束。

1947年3月，宁夏马鸿逵部积极配合胡宗南进犯陕甘宁边区，以5个步兵团、2个骑兵团、1个炮兵营约16000人马，向三边发动了大规模进犯。3月23日进犯盐池，盐池守军新十一旅一团给敌人以火力杀伤后，因战略需要主动撤出县城。4月3日，马匪包围了驻守安边的新十一旅二团，部队电台被打坏，和外界失去联系，随时都有被“吃掉”的危险，情况十分危急。教导队得知消息后，立即组成一个排会同旅警卫连的一个排，带上警卫连的一挺重机枪，由强亮功带队急赴安边解围。部队半夜起来打柴火做饭，天亮后吃完饭立即出发，一天急行军赶了100多里路，许多战士的腿脚都跑肿了，到达安边西梁，却得知被困部队已突围，又累又乏的战士们倒在老乡的麦场上打起了呼噜。

1949年，马步芳进攻陇东分区，突袭元城子，时任三边军分区副司令员兼新编11旅副旅长牛化东亲率教导队约百十号人奔赴陇东救援，强亮功作为教导队队长负责组织人员。到达陇东后，却发现当地已乱成一锅粥，党组织人员也已被打散。牛化东司令员立即布置工事，了解敌情，制定战斗方案，准备战斗。坚守一夜后，天亮却发现敌人撤退了。

友谊

在强亮功的眼里，牛化东将军是一个随和、对士兵一视同仁，作战时沉着、冷静、胆大、心细的指挥官。自1945年任旅部储备参谋起，强亮功与牛化东将军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45年，牛化东任十一旅中国共产党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强亮功任旅部储备参谋，多有接触，受牛化东的影响非常深。后强亮功加入牛化东为负责人之一的“西北民主运动促进会”，因为工作关系强亮功经常到牛化东家中去取纸张之类的东西，对牛化东一家人都非常熟悉，也加深了彼此的了解。1945年10月起义时，牛化东任总指挥，布置强亮功接收电台、密码、官印等，并成立了以强亮功为队长的通信队。强亮功带领组织起义的负责人葛申，和几位报务员接收了旅部的电台；接着又停止了县邮电局的通讯联络，没收了特务分子谢永鹏的电台。强亮功回到旅部，接管了旅部的官防大印，解散了通讯队，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工作，在严酷的工作环境中加深了彼此的友谊。

革命胜利后，牛化东任宁夏军区参谋长，强亮功任司令部科长，后牛化东任银川军分区司令员，强亮功任治安科科长。从1949年到1959年，两人都在军区工作，都居住在银川，虽是上下级关系，可来往非常密切，闲暇时，牛化东将军经常到强亮功的家里做客，直至牛化东将军逝世前，两人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擒匪

1960年，贺兰山里以“二罗”（罗玉玉、罗山存）为首的一伙土匪为害一方，给当地的治安带来极大的危害，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很大的损失。宁夏军区、公安厅组成指挥部联合剿匪，宁夏军区委派时任石嘴山市武装部部长的强亮功代表军区参与剿匪工作，公安总队教导队、平罗和石嘴山的民兵约三百人在贺兰山里经过近一年的围追堵截，消灭了匪帮大部，但匪首“二罗”藏匿。经过分析，大家一致认为“二罗”一定还躲藏在贺兰山中。

经过广泛深入的群众工作，周围的群众自发为部队提供“二罗”的线索。一天，一位牧羊人告诉剿匪部队，在简泉附近的山中发现了“二罗”的踪影。强亮功立即组织人员上山，公安总队教导队兵分两路，一路由强亮功和公安总队庞政委带队，另一路由时任石嘴山市公安局局长的赵龙带队。

第一天搜山没有任何结果。第二天搜山结束后，走到山脚下，庞政委说：“现在下山还有些早。”强亮功说：“先让部队休息一会儿。”战士们刚坐下，就听见山上打了一枪。庞政委立即起身，带部队向枪声方向奔去。强亮功也带着通信员飞奔而去。上去后，几个战士汇报说：“他们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了火光，就打了一枪。”

战士们立即把山洞团团围住。庞政委决定向山洞里扔手榴弹，强亮功则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强亮功认为，附近的群众经常上山，并在山洞里过夜，恐怕误伤当地群众，应先包围山洞，调警犬进山洞。

这时，天也黑了，战士们点着香烟站在山头上划圈、鸣枪，给另一队发信号。强亮功组织战士们向山洞里喊话：“缴枪不杀”，经过一段时间的僵持，罗山存把自己的步枪从山洞里扔了出来，自己也走了出来。随后，罗玉玉也从山洞里走了出来。此时的“二罗”长发及肩，脸黑得像锅底，胡须长得像一把乱草，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强亮功组织战士们清理山洞，山洞里只剩下很少的一些干驴肉和一锅水。随后，“二罗”被押到简泉农场关押。

幸福

强亮功1946年与妻子任泽在定边结婚。任泽生于1930年，于1948年8月在三边分区干校参加革命，194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吴旗二区任妇女干事。宁夏解放后，任泽先后在宁夏省妇联、银川市妇联等单位工作，1959年调入石嘴山市委宣传部直至1980年离休。强亮功于1954年被授予少校军衔、三级解放勋章，先后在宁夏军区、银川军分区工作，任包兰铁路通车典礼总指挥、西干渠平吉堡至暖泉段施工队总队长、石嘴山市武装部部长，1964年转业到石嘴山市工作，历任二轻局副局长、外贸局局长、医药管理局局长等职，1982年离休。现在老两口居住在大武口区某小区，儿孙满堂，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晚年的幸福生活